教育包含哪些方面赵心慧：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逻辑理路

　　[摘要]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我国基础教育正在迈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意味着显著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加快构建幼有优育、学有优教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当前，人口发展新形势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提出新要求，新型城镇化进程对基础教育城乡一体化带来挑战，数字化转型背景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展望未来，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实践路径包括科学应对学龄人口变动，加强前瞻布局；关爱帮扶特殊群体学生，提供补偿措施；加大力度发展数字教育，深化“双减”成果。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2023年5月，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基础教育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1]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2023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扩优提质行动》），全面部署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各学段扩优提质的行动计划，到2027年基本形成“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色、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的格局”这一主要目标。随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以深化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为路径，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

　　理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话语逻辑，首先要明晰“扩优提质”的内涵要义。“优”有充足、优良之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质”被认为是事物的本体、特性，“优”与“质”共同构成“质量优良”的含义。《扩优提质行动》将“扩优提质”表述为“显著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加快构建幼有优育、学有优教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扩优提质”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读。有学者认为“扩优”代表目前基础教育有优，但还需进一步扩大范围；“提质”则代表基础教育整体质量仍待继续提高。[3]还有学者将“扩优提质”与“高质量发展”联系在一起，通过转义和重构经济学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由此确立基础教育的发展理念、方式和重心。[4]

　　当前，我国教育已由规模扩张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强调，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高质量发展”在教育领域的直观映照，“扩优提质”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目标。为此，有必要厘清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生成逻辑，总结当前基础教育领域面临的现实挑战，探讨未来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实践路径。

　　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既是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环节，也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要求。厘清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生成逻辑，应分别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角度出发，理解其理论内涵、历史演变和价值意蕴，从学理的角度作出“基础教育为何扩优提质”的时代应答。

　　基础教育是“对国民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也是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5]基础教育不仅要为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基础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为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各级各类人才培养奠定基础。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基础教育自身的本质特征、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性作用共同构成了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三重理论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的角度来看，受教育权是每个公民都应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一项基本条件，[6]这意味着，教育公平的核心在于保障每个人的平等受教育权，不受性别、种族、社会地位等因素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宣言》中明确提出“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7]充分体现了阶级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教育是阶级分化的重要工具，上层阶级能够接受良好教育，而底层阶级的子女往往因经济困难而无法接受教育。因此，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成为打破阶级壁垒、缩小教育差距的重要途径，通过为不同阶级的孩子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此外，教育公平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8]表现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体在智力、体力、道德、情感等多个方面都得到充分且协调的发展，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这种发展不仅重视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还着重强调个体的个性、兴趣和潜能的充分展现，使个体能够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并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只有当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才能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理论，在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优质教育资源，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助于推动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促进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和谐发展。

　　基础教育是为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基础的教育阶段，具备基础性、全面性和全民性三大特点。基础教育不仅传授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还着重培养学生的品德、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以此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能够掌握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并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和职业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首先，基础教育包括基本的读写算能力、科学文化知识以及社会常识，是学生接受后续教育的重要基石。基础性不仅是一种事实陈述，也是一种价值选择；不仅是一种结构性特征，也具有质的内涵。[10]其次，人的生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整合体，生命的整体性指向基础教育必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1]基础教育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涵盖了品德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等多个层面，旨在使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得到全面成长，从而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全民性也可以理解为基础教育的普及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基础教育应面向全体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保障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到公平且优质的教育，为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奠定基础，使每个个体都能通过教育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进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扩优提质”的提出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全面性、全民性进一步拓展到普惠性、公益性、公平性，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行动方向。普惠性旨在缩小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扩优提质行动》中明确提出，在学前教育阶段，“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力争达到60%以上”；在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优质学位供给大幅增加”；在特殊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在20万人口以上的县基本实现全覆盖”。公益性意味着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是政府主导的公共事业，以服务社会、培养人才为目标，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政策支持等方式保障其公益属性，如坚持财政性教育经费不低于4%的底线，合理增加基础教育经费；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防止教育资源过度市场化。公平性则要求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如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推进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关注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保障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等，这些都是公平性的具体体现。

　　教育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多方面的功能性作用，既能通过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传播，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又能通过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起点，基础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础教育是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经典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强调了教育在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影响职业地位获得中的重要作用，[12]通过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能够缓解家庭背景对子女发展的限制，使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从而在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命运。

　　第二，基础教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将在很长时期内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且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远超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13]基础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通过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问题解决和创新能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这些素质的提升将使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能够更有效地从事生产活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基础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关键环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指出，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有利于壮大高素质劳动力队伍，迎合产业升级需求，对中国未来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4]基础教育在儿童的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在基础教育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学生才能在后续的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阶段进一步提升其技能，成为社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综上，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切实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能够让每个孩子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具体到基础教育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至少实现三次历史性跨越，在完成“量”的基础之上，逐步追求“质”的提升。

　　纵观我国教育发展历程，基础教育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着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落后、教育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尽快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党中央先后颁布各级各类教育的暂行工作条例，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约93%，[15]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我国基础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教育结构不断优化，教育公平不断推进。2011年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于2012年达到85%，[16]实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实现第二次历史性跨越。步入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建设的巨变。2022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89.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1.6%，我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总体达到世界中上行列。[17]由此，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实现第三次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我国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近五年年均增幅超过15.0%；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始终在53.0%左右；普通高中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目前所有省份均达到1000元以上标准；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达到7000元。[18]

　　随着基础教育普及水平的三次历史性跨越，基础教育事业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的需求也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为此，我国连续实施了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教育信息化2.0、银龄教师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构建了普惠性和补偿性相结合的政策体系，推动基础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特别是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全面系统部署基础教育，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提供了健全的政策制度保障。

　　基础教育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可以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19]为此，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对于服务高质量发展、巩固教育脱贫成果、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直接作用于高质量发展。从事智力劳动的劳动者通过向经验不足的劳动者传授知识，能够提升社会的整体劳动能力，这一过程就深刻体现了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教育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了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育靠教育。教育不仅培养了大量具备创新能力和科技素养的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还通过教育改革和课程设置，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科技发展的需求，从而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高质量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包括创新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等。基础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起点和基础，通过扩优提质能够提升人才供给质量，培养出更多具备扎实基础知识、良好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生，有助于他们应用科学技术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未来更好地将科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教育是重大民生工程，在缩小不同群体发展差距、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基础教育的辐射面广、基数大，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充分反映和见证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领域。[20]基础教育扶贫政策通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扩大学前教育、实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教育资助全覆盖等措施，延长了脱贫地区适龄儿童的受教育年限。截至2023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7%。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有助于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是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重要举措，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善办学条件。通过持续加大投入，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补齐短板，如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有序增加城镇学位供给，支持设置乡镇寄宿制学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二是增强师资力量。通过教师培训、交流轮岗等方式，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促进优质师资下沉，提高农村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进而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三是推进教育信息化。通过巩固学校联网攻坚行动成果，加快学校网络提速扩容，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优质学校带动薄弱学校、优秀教师带动普通教师，助力脱贫地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1]教育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实现物质经济生活的富足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教育还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启智润心，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精神世界更加充盈。

　　基础教育通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一方面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内容，使其具备更强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水平，从而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获得更高的收入，为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也能够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精神动力与社会凝聚力，从而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一是培养高尚道德品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注重立德树人，将德育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过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等，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和道德责任感，使其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社会公德。二是提升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素养。通过实施素质教育提升行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和文化课程，走出“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的狭隘观念，丰富少年儿童内心的精神世界，提高生活的品质和幸福感。三是增强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通过团队合作、社会实践等活动，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承担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增强对集体和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与社会的和谐共融。

　　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呈现格局性变化。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2]然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中也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人口发展新形势、新型城镇化、数字化转型等社会现实正在对基础教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为适应国家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变化的需要，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多轮调整和优化。虽然政策会在短期内释放累积生育势能，但随着育龄妇女数量下降，生育水平将快速回落。最新研究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6—2017年始终维持在1.6以上，2017年之后开始下降，2020年跌入警戒线]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在教育领域体现为不同学段适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在基础教育阶段，学前、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的学龄人口将分别在2020年、2023年、2026年、2029年达到峰值，之后呈迅速下降趋势。[24]

　　出生人口是影响教育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对于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和办学方式带来新的挑战。当前，学前教育已过学位需求高峰，义务教育正在迎来学位需求高峰，高中阶段教育也需预判其影响。受不同学段适龄人口“排浪式”变动的影响，短期学位需求的增长和长期学位需求的下降会使得教育资源相应地呈现从短缺到过剩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础教育阶段将相继出现学校数量冗余的局面，即学位需求高峰来临前扩建的学校，将在学位需求高峰经过后大量闲置甚至关停。2023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9.83万所，比上年减少2.02万所，下降3.9%。其中，幼儿园数量比上年减少1.48万所。第二，各学段教师数量会出现“相对过剩”现象，即随着出生人口数量下降，教师需求量可能会低于供给量。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以及世界各国意识到教师素质在教育质量提升中的重要作用，未来对于校内教师质量的要求可能逐步提高。第三，虽然在校生规模呈现下滑趋势，但是生均预算教育经费将逐渐上升，小学、初中、高中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总量将分别在2025年、2030年、2033年达到峰值。[25]综上，人口发展新形势要求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进行相应调整，既要兼顾短期保障学龄人口增长需求，又要兼顾长期避免教育资源过度浪费。

　　城镇化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关注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6]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其中的教育问题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教育城镇化已经超过人口城镇化的推进速度。教育城镇化主要指农村学龄人口进入城镇就读的进程。据测算，2020年义务教育城镇化率达到80.3%，高出同期的人口城镇化率16.41个百分点。[27]教育城镇化加速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务工地接受教育。截至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达到了1364.68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969.86万人，在初中就读394.83万人。[28]另一方面来源于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子女选择进入县城接受义务教育，县城就成为了县域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主要集聚地。[29]

　　已有研究认为农村教育的希望在城镇，教育城镇化是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大势所趋。[30]然而，也有学者指出，教育城镇化使得农民家庭教育负担加重，农村教育衰败加速。[31]为此，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首先，由于教育资源存在“乡村弱、城镇挤”的情况，因此乡村学校“空心化”和城镇学校“大班额”现象愈加明显。由于乡村教育资源“弱”“余”与城镇教育资源“强”“缺”并存，因此需要持续改善学校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其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入学和升学问题已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热点与难点。一是由于教育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许多特大超大城市都设置了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入学门槛或者异地中考政策门槛。[32]二是随迁子女在异地就学将面临与家乡相比更高的教育负担成本，例如择校费、借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与学校教育相关的“隐性教育支出”。[33]三是随迁子女频繁转学会打破其学习的连续性，造成教育融入困难的局面。[34]另外，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工总量持续增长。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带来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部分表现为各类儿童超龄就学现象突出，导致其学业表现落后甚至辍学。[35]而且由于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他们与其他同龄人相比更有可能遭受校园欺凌。[3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大力发展数字教育是当前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教育部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陆续出台《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部署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努力以数字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目前，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100%，比2012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99.9%的学校出口带宽达到100M以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学校实现无线%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37]

　　虽然我国教育数字化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是基础教育领域与数字技术之间的融合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是学校进行学科专业改革、技术创新支撑和人力资源培养。然而，目前数字教育大多体现在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的教育或者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少数专业领域，尚未转变到以培养学生数字技能、数字素养为目标的教育。[38]第二，专业化、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培养高层次数字人才的关键。然而，当前诸多教学工作者缺少相应知识和技能保障数字化教学。例如，边远地区或年纪较大的教师在信息技术与能力素养上存在不足，且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较大提升。[39]第三，乡村学生在信息技术能力和信息社会文化意识等方面与城镇学生存在差距，而且不同区域、城乡之间存在着数字教育投入不足或投入不均的困境，这种差异化的投入条件和重视程度可能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40]

　　为了破解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结合国外已有经验和做法，我国可从科学应对学龄人口变动、关爱帮扶特殊群体学生、加大力度发展数字教育等方面入手，着力解决现阶段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建立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需求预测和预警机制。一是开展中长期学位需求预测，避免学位需求增长或下降时盲目新建或关停学校，从而造成教育资源过度浪费现象。推动校舍建设从以往的大规模设点布局进入精准“画龙点睛”阶段，逐步加大对学校校舍维修、教育教学装备更新、信息化设备购置等项目支持力度。二是在监测和评估学位需求的基础上，建立学位预警机制。基于人口出生率、流入和流出率、家庭结构变化等数据建立学位需求预测模型，确定学位供需比、学校容量利用率、生师比等一系列预警指标。通过对不同区域学龄人口增长速度和教育资源扩张速度进行风险评估，识别那些未来面临学位紧缺或过剩的地区，并确保政府相关部门和广大家长群体及时获取学位预警信息。另外，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当前国际组织和许多发达国家积极推动以大数据发展促进教育质量改革，通过构建本土化的基础教育质量数据库，为教育评估、监测、督导与问责提供有力支持。[41]

　　优化基础教育学校布局，推动基础教育城乡一体化。一是支持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缩小城乡学校办学条件差距。对小规模学校进行整体规划，因地制宜适当整合小散弱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吸引小规模学校师生向优质学校集中。鼓励中心村加强较大规模寄宿制学校建设，集中办学，整合教育资源。从各国经验看，一些国家为了扭转农村学校办学成本高、稳定性差、规模小的局面，通过为学校全体成员赋予更大的权力和责任，营造一种实效学习环境，实现薄弱学校向高质量学校的转变，从而有效提升学生学业成绩，进而持续提高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比例。二是妥善处理好乡村小规模学校撤并与保留的问题，实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坚决禁止强行撤并和简单化操作，防止撤并后可能导致超大规模学校或“大班额”问题的出现，避免因布局调整造成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流失。三是完善市、县区域内中小学教师编制总量内动态调整和补充机制，推动编制管理与教职工队伍建设紧密结合，推进县管校聘改革，建立教师主动向教学一线聚集、向边远地区流动的引导保障和激励机制。另外，教师工资作为人员经费是教育公共投入的主要部分。许多国家由中央政府或较高层级地方政府承担教师工资，通过充足的公共投入提高了教师地位和待遇。

　　以减少异地就学障碍缓解随迁儿童基础教育困境。首先，增加城市基础教育资源供给数量。第一，科学动态预测学龄随迁儿童数量，通过新建、改建和扩建学校，增加学位供给，满足随迁儿童的入学需求。第二，实施多元化招生政策，通过积分入学、电脑派位等灵活的招生政策确保随迁儿童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第三，逐步调整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升学政策，有序降低随迁儿童中考门槛。其次，创新城市基础教育资源供给模式。一是在“双减”政策背景下积极推进社区教育发展，通过提供课后辅导、兴趣班等方式丰富随迁儿童的学习生活。二是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基础教育，采用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教育服务或者政府与企业共建学校等方式解决随迁儿童“有学上”和“上好学”的问题。最后，提高城市基础教育资源供给质量。现阶段许多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仍然面临着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资源不足、办学条件简陋等问题。为此，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补助的方式帮助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社会力量以公益项目、志愿教学等形式为这些学校提供额外的教育资源；民办学校自身也需要明确办学定位，加强教师培训和管理。

　　以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基础教育获得。在学前教育阶段，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水平，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村留守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以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为重点，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完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具体标准，以此提升农村寄宿制学校教育质量和学生生活条件。在高中教育阶段，县城普通高中对带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以及培养输送优秀人才具有重要作用，而且那些没有跟随进城务工父母异地就学的留守儿童大多聚集在家乡所在县城读高中。为此，需要通过确保县城中学生均公用经费足额拨付到校、建立县城中学教师补充激励机制、完善选课走班和综合素质评价等方式，提高县城普通高中办学质量。在特殊教育阶段，为了帮助困境中的残疾儿童接受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一是地方政府可以设立特殊教育专项补助经费，加强特殊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二是促进医疗康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特殊教育融合，提高残疾学生的教育教学、康复训练的针对性；三是父母或监护人应依法履行对残疾儿童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确保子女不因身体残疾而失学或辍学。从各国经验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且主要投入到基础教育领域。[42]国外主要有两条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基础教育公共投入中央化趋势。一些国家构建了地方政府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此实现各学区间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43]二是以立法程序建立稳定的教育财政制度。为了弥补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造成的基础教育经费存在差异，一些国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政府对基础教育提供财政经费援助。

　　以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促进困境儿童全面发展。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困境儿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教育资源匮乏或心理支持不足往往面临成长中的多重挑战，构建政府统筹、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支持的协同育人机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责任，并设立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协同育人工作。学校作为协同育人的核心主体，需加强与家庭的沟通，定期开展家访和召开家长会，了解学生家庭情况，为困境儿童提供个性化教育支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教师培训体系，提升教师指导能力。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第一责任主体，需主动参与学校和社会的教育活动，学习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家长应与学校积极配合，共同关注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学业发展。社会层面应完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依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困境儿童家庭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教育资源，促进家庭教育服务的普及化和常态化。同时，通过媒体宣传协同育人的政策和典型案例，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困境儿童的良好氛围。

　　全面提升中小学生数字素养和技能。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以教育信息化为契机，通过将网络技术与学习资源联系在一起，消除困境儿童在教育资源获得上的不平等，[44]从而缩小“数字鸿沟”。习深刻指出，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数字素养和技能的培养是科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够激发儿童的科学兴趣，提升他们的科学素质。首先，推进课程的数字化转型，建立分级的课程架构。积极开发能够满足所有学生个性化需求的基础课程和拓展课程，同时设计一系列面向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高级课程。此外，将数字技能的培养融入到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学校的日常活动中，全面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其次，建立多样化的教师团队。一方面，从学校的信息技术、综合实践、科学等学科中选拔优秀人才，将数字化提升到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层面，促进教与学的变化，推动教学模式、教育方式的变革转型。另一方面，建立由科学家、工程师和科技工作者构成的人工智能专家资源库，通过举办讲座、课题指导、校外导师制度和联合培养等多种形式，使学生能够直接与人工智能专家对话。

　　为人工智能教育场景建设提供硬件保障。一是不断优化和升级教育平台，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与学。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适合中小学的“互联网+教育”智能化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教育资源、人工智能体验和学习实践的机会。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结合“双减”政策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教育资源、人工智能体验和学习实践的课后服务。打造一系列面向中小学生的数字教育研学基地和实践场所，形成社会化数字应用场景向基础教育领域开放的机制。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率先推广数字空间、数字课堂、数字评价等典型应用场景，营造教学个性化、管理精细化、生活便捷化的沉浸式校园数字教育环境。对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积极争取高校和数字技术相关企业的支持，通过捐赠、合作建设等方式，帮助学校建立和完善数字教育实验室，以此促进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家庭教育对子女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及其质量提升路径研究”（23JYC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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